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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心吳文藻:旅雁歸來又青春

發佈時間:2021-03-17 15:45:00來源: 光明日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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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,謝冰心、吳文藻夫婦便是著名的作家與社會學教授。1951年,他們從日本歸來,為新中國的文學與教育事業,做出了積極貢獻。從舊中國到新中國,兩人都有一個立場、思想與感情的轉變,這個轉變,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人士的休慼與共,體現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團結、教育和改造。

  在抗戰時期的重慶,冰心、吳文藻就與周恩來有過接觸。1940年,他們舉家從昆明遷往重慶,老舍聞訊,即在中法比瑞同學會舉行茶話會,歡迎冰心、吳文藻以及茅盾、巴金、徐遲等來渝作家。在渝的作家郭沫若、田漢、張西曼、馮乃超等七十餘人出席。喝茶是重慶人的習慣,手中一杯清茶,縱論天下大事。歡迎茶會取圓桌方式,自由組合入座,許多人都是文中相見,見面卻是不識其人,待自我介紹後,方拱手作揖,“久仰久仰”。冰心坐下來,身旁竟是陽翰笙,他們之前也未見過面,但陽翰笙認識冰心,便主動打了招呼,説是年輕時便讀過她的《繁星》《超人》等。常駐曾家巖的周恩來也出席了茶話會,與大家互致問候。這是冰心、吳文藻第一次見到周恩來,晚年,冰心曾回憶到這次見面:

  會開始不久,總理從郊外匆匆地趕來。他一進到會場,就像一道陽光射進陰暗的屋子裏那樣,裏面的氣氛頓然不同了,人們歡喜活躍起來了!總理和我們幾個人熱情地握過手,講了一些歡迎的話。這些話我已記不清了,因為這位磁石般的人物,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!只見他不論走到會場的哪一個角落,立刻就引起周圍射來一雙雙欽佩的眼光,仰起一張張喜悦的笑臉。他是一股熱流,一團火焰,給每個人以無限的光明和希望!這在當時霧都重慶的悲觀、頹廢、窒息的生活氣氛之中,就像是一年難見幾次的燦爛的陽光!(《周恩來總理——我所敬仰的偉大的共產黨員》)

  從日本回到北京後的冰心、吳文藻,開始穿上列寧服與中山裝,出現在街頭、商場、新華書店,他們挑了許多新書,抱回洋溢衚衕的家裏,如飢似渴地閲讀。吳文藻對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一卷、第二卷這兩本書特別看重,從中瞭解到許多聞所未聞的史料,對其中與社會學和哲學有關的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》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《井岡山的鬥爭》《實踐論》《矛盾論》等讀得最為仔細,思之再三。閒時,讀些描寫土地改革的文學作品,並用紅的藍的筆在上面劃道道,女兒覺得納悶,Daddy看小説怎麼還劃道道?又不是學術著作!吳文藻還讀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,他覺得這些書與社會學家的著作並不矛盾,並且可能推動社會學研究的發展。

  在洋溢衚衕的那個四合院裏,海棠花在暖融融的春光裏盛開,每天都有成羣的蜜蜂戀着花枝,嗡嗡之音足可盛滿院落。脱下冬裝的兩個女兒,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,父母常常倚立窗口,望着她們背了書包走出院門的身影,有種説不出的愉悦。也就在這時,有關方面通知,周恩來總理要接見他們,這滿庭芳的小院更是增添了歡樂。

  隔天傍晚,在中南海西花廳,周恩來總理在夫人鄧穎超的陪同下,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。總理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,你們回來了,你們好呵!這“回來”二字,着實令冰心、吳文藻感到温暖。吳文藻坐在周恩來的旁邊,向總理談到自己的身世:原本就是教書的,抗戰後到了重慶,誤入仕途,又去了日本,本想很快就回來,但沒有想到國內的局勢……總理接過他的話,連聲説,沒有關係,革命不分先後,吳先生在日本也為我們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,並且稱讚他“對革命是有貢獻的”。總理的肯定令吳文藻感動,他擇取要者,向總理彙報了戰後日本的有關情況。

  那次會見,總理還詢問了謝、吳子女的情況以及對工作安排的想法。冰心告訴總理,兒子在清華大學建築系學習,兩個女兒都在讀中學,總理就問,中學之後有什麼打算,吳文藻告訴總理,大女兒想學歷史,小女兒想學醫。總理略做沉思,建議兩個女兒學習外語,説,你們家的條件好,學習外語有好基礎,新中國成立後,與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,外事活動多,而外語人才奇缺,希望他們不僅為國家培養建設大廈的人才,還要為國家培養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人才,並叮囑,請你們與孩子們商量一下。此後,兩個孩子都按總理的希望,報考大學時選擇了外語專業,後來又在大學任教,為新中國培養了許多外語人才。

  總理在這次會見中,還徵求了冰心和吳文藻對工作安排的意見。吳文藻在回國之前,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,自己能為新中國做哪一些工作?吳文藻對印度的情況熟悉,如果能將自己派到印度,可以發揮作用;如果不去印度,則可回到學校教書,這是他的本意。1953年10月,吳文藻接受了新安排,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學院工作。

  1953年九十月間,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,全國各地知名作家、藝術家聚集北京,共享盛會,冰心也出席會議。會議代表幾百號人,她只與為大會做報告的郭沫若、茅盾有過交往,報告中的用語、詞彙也大都陌生,比如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”,比如文學創作是共產黨領導的事業,文學事業與黨的事業是齒輪與螺絲釘的關係,還有描寫英雄人物等。報告中論述文學藝術的成就,一是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啓蒙;二是講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的指引,這個她鬧不清楚,悄悄跑到書店買了一本《講話》來讀,邊讀邊反思自己過去的寫作生涯,書中對人性論的批判,對她啓發教育極大。會議十幾天,冰心住會,天天與新的面孔與新的觀念打交道,也覺得蠻有意思。不少場合,當有人介紹到冰心時,就有人説讀過她的作品,甚至有人説是她的“小讀者”,這讓她意外。感受最深的是,共產黨對文學藝術的關心與重視,毛澤東講話,周恩來做政治報告,劉少奇、朱德、陳毅等抽出時間來接見大會的代表,並且在一起照相。冰心是有經歷的人,她心裏清楚,北洋政府自不必説,國民黨也不會這樣,歐美的政黨領袖最多是競選時拉攏名演員造勢投票。共產黨為何如此重視作家與藝術家?作為其中的一員,她感受被器重的驕傲與自豪,但也有很大的精神壓力。在這次大會上,冰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,同時參加了全國文協會員代表大會。她的名字、她的發言,出現在大會簡報上,出現在各大報的名單中。消失了多年的女作家冰心,在北京“浮出了水面”,並且是以大會亮相的“華麗轉身”出現在公眾視野裏。香港《大公報》以北京專訊的方式,首發署名耕野的報道《女作家謝冰心回到了北京》,立即在海外引起反響。經由丁玲、老舍介紹,冰心加入全國文協,並在文協兒童文學組擔任組長。此時的冰心,響應黨的號召,積極投入與描寫新生活,描寫新中國兒童生活的中篇小説《陶奇的暑期日記》是她歸來之後出版的第一部新作品。

  1954年6月,冰心、吳文藻一道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的座談討論。吳文藻首先注意到總綱所規定的“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”。他認為,這就表明新中國不是單一民族國家,而是多民族國家,同時也表明多民族所構成的國家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。憲法主張,多民族國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族關係之上的,因此這個國家可以説是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。這時,吳文藻在民族學院承擔着培養年輕學者與教學的任務,作為教研室主任,組織民族問題與民族學的教學,幫助青年教師修改講稿、為充實豐富民族誌的教學內容,提出建設性的意見。民族學教研室,青年教師是一線教學主體,他們對自己研究的某一民族有較豐富的專業知識,但有的人在綜合能力及視野方面可能較為欠缺,吳文藻便站在理論的高度與學術的視野上,在資料的綜合與使用上,指導年輕的教師們。同時,他自己重點研究講授的是藏族,完成了簡介式的《中國少數民族》(英文稿)的編寫。1957年2月,早春的季節,吳文藻接到正式通知,他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,表明了共產黨與人民政府對他的信任與尊重。

  冰心在國內剛剛“浮出水面”,便頻頻被派往國外訪問,開始活躍在國際舞台上,執行重要的政治與外交任務。1955年,冰心兩次被派往印度,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團結會議,並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。之後又接受了新任務,參加以李德全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,前往洛桑出席世界母親大會,並訪問瑞士、法國、蘇聯、捷克。8月又出現在中國代表團中間,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。此前的1954年底,冰心還回到故鄉福建參觀訪問,長達一月餘。這段時間,冰心創作了大量文章,描寫新的生活,表現新中國的美好形象。不久之後,她的代表作《小橘燈》在《中國少年報》上發表,為她贏得了新中國青少年的喜愛。

  (作者:王炳根,系福建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,冰心文學館首任館長)

(責編: 常薇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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